1、这样，人的知识和人的追求便分离了。知识是重要的，但人不是只靠知识活着。我们还有感情上的需要，要求满足。在对待死者的态度上，我们需要同时顾及两个方面。儒家所讲的葬礼和祭祀便是为此而设的。前面讲到，这些葬仪、祭礼，最初都不免带有迷信和神话的色彩，经儒家的重新诠释，剔除了那些迷信和神话色彩，宗教的因素转变成为诗了。它们不再是宗教意味的行动，而成为诗意的了。
2、《史记》记载，秦昭襄王在位期间，荀子曾去过秦国，打算劝秦昭襄王以儒治国，但遭到了秦昭襄王和秦相范雎的反对，荀子无奈而去。
3、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此之谓“民彝”。其有不由此者，谓之“非彝”。……“非彝”者，礼之所去，刑之所加也。……殷人之刑惟“寇攘奸 ，而周人之刑并及“不孝、不友”。故曰“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又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其重民彝也如此。是周制刑之意，亦本于德治、礼治之大经，其所以致太平与刑措者，盖可睹矣。(王国维，第135-136页)
4、荀子的“天人论”是荀子思想中最具积极进步意义的思想之一。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都是唯物论的天人论者。他们都把天看成仅仅是大自然，并用这样的观点来阐明天和人的生活以及思想的关系，因而构成一种合乎科学的心理学思想。这种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人定胜天”。
5、其次，古代经典都不容易读，好在大部分儒家经典都有前人的注释。如《论语》《大学》和《孟子》极为流行，你也注，我也讲，每一朝代都有十多种注释本留下来，大家就容易读。先秦的词汇难懂，但有秦汉的学者注释；秦汉的注释也看不懂了，又有唐宋的学者注释；明清的人又注释唐宋的版本。民国的人可以参考清代的，现在的人又可以看民国的。抄来抄去都可以拿着去骗学位、骗职称。《荀子》不一样，流传下来的只有唐代的注本，此后长期没有人整理过。到了清代才开始有人关注。因此，《荀子》相对四书来说，前人留下的研究成果不多，水平也不高。现在能看到最早的注本是唐代杨倞的，注得很不好。做学问最忌先有个思想在作祟。杨倞注释时不是忠于荀子的原意，而是削足适履，什么都往他自已的思想上去靠。因此，很多解释和荀子原意相去甚远，给后人阅读造成障碍。所以，这本书难就难在这里。
6、现在回到正题。中唐时期，儒学和佛教发生激烈冲突，韩愈为对抗佛教，写了一篇文章叫《原道》。其中提出了儒家道统说，把周公、孔子和孟子视为儒家传道的正统。韩愈认为，孟子死后，道统中断，才使佛教学说乘虚而入。他以继承孟子自居，倡导恢复儒家道统。
7、荀子还使用另一个论据。他在《非相》篇中说：“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
8、对于中国文明史，荀子的独立自由品格，具有恒久的典型意义。
9、周人最长于制度建设，周公制礼作乐，中国的文物制度灿然大备，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从《礼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的叙述，以及《论语》有关周代礼制的内容中(“觚不觚”，“八佾舞于庭”等)，我们依然可以回想周文之繁盛细密。周人以“敬德保民”作为治国大纲，德治固然是周文的基本精神，但并非不重法，周文其实包含着德治和刑法两方面。萧公权认为：“若就《周书》《周礼》等观之，则周人所注重而擅长者为官制、礼乐、刑法、农业、教育诸事”(萧公权，1998年，第28页)，则刑法亦为周人所擅长者”。他将周礼与殷礼比较后，认为殷礼尚宽大质朴，而周礼则有“礼烦政苛之倾向”(萧公权，1998年，第60页)。他进一步认为“孔子之轻视政刑，殆为其对周政的一种改进。” (萧公权，第63页)这是十分精辟的观察。王国维也指出：
10、荀子，是这类思想家中唯一积极投身社会实践的政治理论家。无论其生存方式还是其精神创造，都不能不与特定的权力框架相联系。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既要保持独立自由的人格，又要保持独立自由的思想，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现实中的荀子，却做得极为出色——不受制于权力制约，不受制于生存艰辛，不受制于学派桎梏，不受制于关系周旋，始终坚实地立足于社会现实，始终研究着最尖锐的现实问题，始终保持着人格的独立自由与思想的独立自由。
11、荀子既崇法，又尊儒，既批评法家，又批评儒家。
12、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设立了五经博土的官职，钦定这些人才能拥有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儒学变成国家意识形态后，儒学就向经学转化。什么叫经学？经学特指西汉以后，作为历朝历代国家理论基础和行为准则的学说。因而，假如一种学术要称得上经学，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它曾经支配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第它以当时政府所承认并颁行标准解说的经典作为理论依据；第它具有国定宗教的特征，即在实践领域中，只许信仰，不许怀疑。因此，儒家学派尊崇的、孔子亲授的五经，且得到在位君主认可的解释就成为经学。其范畴较孔子本来的学说一一孔学为宽，但较儒学为窄。所以我们讲国学，不能孔学与儒学不分，或者儒学与经学不分，乃至把三者混为一谈。
13、在治理百姓和富国强兵方面如此卓有成效的秦制，却由于无儒而失去了“本统”，这似乎使得荀子深感遗憾，也启发他试图将礼义融合于秦制以弥补其缺陷。可是，儒家的道德软件如何植入一个如此僵硬的法家专制体制之中呢？为解决此一难题，他提出了颇有特色的治法和治人理论。荀子指出：“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君道》)荀子融合儒法的意图十分明显。
14、其荀子一反传统的“天命论”，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伟大思想。
15、儒者为之不然，必将曲辨：朝廷必将隆礼义而审贵贱，若是，则士大夫莫不敬节死制者矣。百官则将齐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则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绳矣。关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如是，则商贾莫不敦悫而无诈矣。百工将时斩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则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县鄙则将轻田野之税，省刀布之敛，罕举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农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士大夫务节死制，然而兵劲。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常不乱。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是之谓政令行，风俗美，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居则有名，动则有功。此儒之所谓曲辨也。(《王霸》)
16、临淄著名的稷下学宫，作为百家争鸣的重要舞台，汇聚了当时各个主要学派的重要学者，邹衍、邹奭、淳于髡、田骈、慎到等人都在这里宣传他们的学说。齐宣王对这些学者的事业非常支持，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齐宣王将他们都封为大夫，允许他们不管理具体事务而自由议论。
17、在儒家思想中，“礼”的含义十分广泛，它可以意味着仪式、礼节或社会行为准则。“礼”可用以指所有这些内容，但在上面的论述中，“礼”的含义更多是指社会行为的准则。这时，礼所起的是规范作用。“礼”在人满足欲望时，加以规范。但是在用于礼节、礼仪时，礼有另一种作用，就是文化教养。在这个意义上，礼净化人的感情，使它纯洁、典雅。在这方面，荀子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8、荀子认为，名家和后期墨家的思辨大都建立在逻辑诡辩上，因而是谬误的。他就运用逻辑上“名”与“实”的关系，把这些谬误分为三类。
19、“齐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孙卿(荀子)有秀才，年五十始来游学。”
20、老子、庄子的独立自由品格，是相对疏离于社会的，是隐士式的；除了生存方式的艰辛，精神的独立与思想的自由相对比较容易保持。墨子与墨家的独立自由品格，是以社会正义监督人的特殊方式存在的，与国家、政治、社会都保持着外在的相对距离与一定程度的对立；其精神的独立程度，思想的自由程度，都是最充分的，同时也是相对容易保持的。鬼谷子及其学派的独立自由品格，是以间接介入社会，并改造社会的途径体现的；就个人而言，保持思想家的独立自由品格，相对要容易得多。公孙龙子等名家士子，则因其研究对象与社会现实有一定距离，生存方式也是半隐士式的，其充分享有精神的独立与思想的自由，也相对容易得多。
21、战国时期，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已经分化为诸多不同的派系，其中最为世人所知的便是以孟子为代表的思孟学派。思孟学派以心性之学为基础，提出“性善论”，推崇“王道”，言必称尧舜。他们趋向于以周朝礼乐制度为社会理想，以道德自律、道德教化为改造社会的手段，缺乏对社会现实及人性现实的冷峻思考，被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不为现实政治所接纳。
22、据学者考证，荀子入秦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63年前后。此时的荀子正居于赵国。
23、何休注，徐彦疏：1997年，《春秋公羊传注疏》，收入《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24、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显然，礼主要是教化手段而非政治措施，所以如此，因为礼的内在根据则是仁，“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所以孔子摄礼归仁，使儒家道德成为《中庸》所说的“合内外之道”。由于荀子主性恶，礼在人本身缺乏性情的基础，荀子在《性恶》篇说：“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埶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他因此隆礼义而杀诗书，导致了礼的外在化、形式化和政治化，使其从教化性的措施变成了强制性的行政措施，荀子尽管重视礼的作用，却因为礼的政治化，通过表面上的“齐之以礼”，走向了实际上的“齐之以刑”，因为礼一旦被诠释为强制性的政治规范，就必定演变为法。因此，儒家的道德思想被植入到法家的政体之中，便不能不发生一系列的异变，乃是出于适应秦制的必要。吕思勉说：“荀子专论礼，而精神颇近法家”(吕思勉，第84页)，其原因正在于此。综合荀学大体，荀子否定天命、主张性恶、重视刑罚、强调功利、国家至上、君权至尊等等思想都与法家相一致，加以他将礼异变为与法相近似的政治措施，荀学在性质上应更近于法家。
25、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荀子虽然集儒家之大成，但其地位在儒家学派中十分尴尬。自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以来，儒家以孔子、孟子为尊，孔门十哲为代表人物，却很少有人提及荀子，因为荀子在儒家学派中是一位“另类”，他发扬了儒家思想，却被后人否定，这可能是荀子的悲剧。
26、大家都知道，荀子提出过“法先王”“法后王”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把“法先王”和“法后王”对立起来，认为荀子是“法后王”，其他人是“法先王”。“法先王”是复古的、倒退的、反动的。实际上，荀子是既“法先王”，也“法后王”。“法先王”就是讲“文化传承”，就是继承尧舜以来的文化传统，他讲过：“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他也曾批评惠施等人“不法先王，不是礼义”。“法后王”就是立足于当时政治，讲“政治儒学”。我们从中国现代社会考虑，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现在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就等于是“法先王”。但这不意味要把现代社会倒退到古代，这只是文化上的传承。若从政治上讲，那还要以现代的社会政治制度为主，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法后王”。荀子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是什么？是孟子一派过于强调“法先王”，“言必称尧舜”，什么事都按尧舜的方法办。荀子对孟子一派有所修正，“隆礼义而杀诗书”，“杀”是减少、降等的意思，就是要把《诗》《书》地位往下降，把“礼义”的地位往上抬，把当世的事情放在首位，我认为这是当时儒学策略的一个调整。
27、虽然在战国时代，各国之间兼并战争激烈，各国国君都致力于富国强兵，尚不及于思考国家如何长治久安的问题。然而，历史最终证明，单纯崇尚功利的秦国在统一六国之后，很快就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而灭亡了。进入汉代之后，汉儒受到荀子的深刻影响，将儒家思想与政治稳定的需要结合起来，很快就受到了尊崇，成为了封建社会大一统国家的指导思想，延续了两千多年。因此，清代阎若璩指出：“尝谓三代以下之天下，非孟子治之，乃荀卿治之。”
28、荀子还曾著有《乐论》，其中说：“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插图)，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由此看来，荀子是把音乐作为道德教育的工具，这是儒家对音乐的一般看法。
29、荀子离开齐国后，来到了楚国。楚国的相国春申君早就闻知荀子的贤名，便任命其为兰陵令。有人因此对春申君说：“商汤有七十里之地，周文王有百里之地，就能够称王夺取天下，现在封给荀子百里的土地，楚国可就危险了啊。”荀子听到这些话，便谢绝了春申君的任命，离开楚国前往赵国。在赵国时，荀子曾与楚将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讨论用兵之道。荀子主张用兵当以仁义为本，作战的根本在于获得人民的支持。
30、前面我们说到，最近三十年荀子的学术思想受到了冷落。其实，这也不只是最近这三十年的事情，两千年来荀子的学术思想差不多一直受冷落。汉代重经学，轻子学。唐代韩愈说荀子“大醇而小疵”。宋代《孟子》升格为经，《荀子》一书倍受冷落。所以在以往的两千年的学术思想史中，荀子的地位一直不很高。我认为，我们要重新给他一个历史评价和定位。
31、荀子出生于战国时期，是赵国人。五十岁的时候，他来到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担任学宫祭酒的职位。齐襄王去世后，齐王建继位，荀子继续担任学宫祭酒。过了不久，荀子可能对齐国政局感到失望，于是到秦国寻找机会，看看能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没有获得秦昭王的信任。于是荀子回到赵国，在此期间，曾经与跟随楚国春申君前来救赵的临武君一起，在赵孝成王面前讨论军事问题。赵孝成王虽然很尊重荀子，但是也没有重用他。荀子感觉在赵国难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又重新来到齐国。齐王建继续任命荀子为稷下学宫祭酒，但齐国有人在齐王建面前说荀子的坏话，与此同时，楚国的春申君派人聘请荀子，荀子也害怕齐国小人的谗言，就来到了楚国，被任命为兰陵县令。兰陵县就在今天山东省兰陵县。到了楚国，也不是一帆风顺。又有小人在春申君面前说荀子的坏话，说荀子这个人有阴谋，将要对春申君不利。春申君听信谗言，便辞退了荀子。荀子没办法，只好又回到赵国。此时荀子德高望重，赵孝成王任命荀子为上卿，不过并没有给他实权。又有人对春申君说，荀子到了赵国最终还是会对楚国不利，不如把他请回来。春申君又派人来邀请荀子，荀子对出尔反尔的春申君很愤怒，写信谴责他。但春申君仍然再三请求荀子回去，大概是被春申君的诚心打动，荀子再次来到楚国担任兰陵县令，前后一共长达十八年。后来春申君在楚国政治斗争中被杀，荀子失去了依靠，被免去官职。晚年他一直生活在兰陵，由弟子们整理完成著作之后去世，享年大约八九十岁，葬在兰陵。
32、荀子的政治思想是以他的社会理论为基础的。我们前面说，先有“义”，再有“分”，然后有“礼”。在荀子的政治思想中，“礼”是最核心最关键的概念。与礼相关的概念又有“礼义”和“礼法”。“义”可以说是礼的原理，而“法”和“礼”几乎是同义词，如果非要仔细区分的话，“礼”更本源，“法”更具体，指的是那些详细明确的礼仪制度。“法”不同于“刑”，“刑”的地位要低于“法”。
33、不难看出,荀子这里冠之以儒家之“曲辩”的治理图景，几乎是他所盛赞的秦治的翻版，连所刻画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都十分近似，甚至一些用语都相同或相近(“忠信而不楛”、“公道达而私门塞”等)可是，荀子用了个点铁成金之法，在前面加上了“朝廷必将隆礼义而审贵贱”，以及“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试图以此将它变成儒家的治道。
34、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故曰：‘凡在於军，将率末事也。’秦四世有胜，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末世之兵，未有本统也。……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乱也。(《议兵》)
35、段玉裁：1998年，《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
36、荀子在稷下学宫德高望重，他吸收了诸子百家中的合理思想，也有统一学术，为天下大一统奠定基础的雄心壮志。以统一学术的立场，他对诸子百家思想做出了批判。不过他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建立前面所论述的思想体系上，对诸子的批判是次要的，只是一笔带过。而且他在批判的时候，主要不是针对某个学派，而是针对某些人的某种言论就事论事的批判。荀子认为，像禽兽一样不遵循礼仪，以它嚣和魏牟这两个人为代表。压抑人的本性，故意显得清高脱俗的，以陈仲和史鰌这两个人为代表。推崇功利和节俭少欲，反对礼仪和音乐，而让人伦和等级制度消亡的，以墨子和宋钘这两个人为代表。口头上推崇法度，而实际上不遵循法度，以慎到和田骈为代表。不遵循先王之道，反对礼义，喜欢用异端邪说来辩论的，以惠施和邓析为代表。古代的圣王已经确定了名学，让每件事物都有正确的名称与之相应，而当时的名学家是扰乱了圣王制定的名学，制造了徒劳无益的争辩。荀子还说庄子只明白天道，却不明白人道。老子只看到天道柔弱的一面，却看不到人强健有为的一面。以上这些批判，有的合理，有的不一定正确。除此之外，荀子作为儒家思想家，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对儒家其他学派的批判。他说子张、子夏、子游这几派的儒学都是贱儒。这倒罢了，更让人奇怪的是，荀子把子思和孟子这一个儒家学派与墨子、惠施、邓析这些人并列起来批判，简直视之为异端邪说了。他是怎么批判子思和孟子的呢？他认为，子思和孟子虽然稍稍遵循了先王之道，自认为很有才能，志向远大，知识渊博，但实际上并不明白先王流传下来的制度和礼法。他们标新立异，创造了所谓的“五行”学说，而实际上这种学说晦涩难懂，已经违背了圣人的本意。什么是“五行”学说呢？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以及郭店出土的战国楚简，都有“五行篇”，根据上面的记载，所谓的“五行”指的是仁、义、礼、智、圣这五种德行。荀子认为，周公和孔子等圣人从来没有把这五种德行放在一起讨论，子思和孟子把它们组成理论体系，是师心自用。荀子注重师法，认为自己才是儒学的真正传人。他最推崇的儒家学派是子弓这一派，把子弓看成可以和孔子相提并论的圣人，可能荀子也是出自这一派吧。子弓是谁呢？有人说就是仲弓，也就是孔子的弟子冉雍。还有人说，子弓不是冉雍，而是《汉书》中所记载的孔子易学的第三代传人馯(hàn)臂子弓。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子弓并没有什么名声，荀子把他抬得这么高，把其他儒家学派贬得这么低，有自我抬高门户的嫌疑。
37、最近三十年，我觉得学术界对荀子的研究有所忽视，有所冷落。
38、显然，生当战国末世的荀子，在汉代就已经开始被淡化了。
39、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在人性问题上，提倡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恶，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其学说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性善论”比较，荀子对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当显著的贡献。
40、为这两项理由，人需要社会组织。为使社会组织起来，人们需要有共同的行为准则。因此而需要有礼(用礼来规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何相待，制订日常生活的共同准则)。儒家一般说来，都重视仪礼，荀子对此更加强调。“礼”是由何而来的呢？荀子在《礼论》中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这是说，人生而有欲，有欲就有求，求满足欲望而无节制，必定引起竞争，有争就有乱，乱则一事无成。先王制定礼(个人行为准则)义(道德)，就是为了杜绝社会和思想的混乱。
41、荀子在秦国首先见到了秦国的宰相范雎。范雎问荀子来到秦国有什么见闻，荀子回答道：“秦国要塞险峻，地势便利，山林河谷都非常秀美，上天所赐予的物产也十分丰富，这是秦国在地理上的优势。进入国境观察当地的风俗，当地的百姓淳朴，音乐不流于淫秽，服饰也不轻佻艳丽，对于管理他们的官员十分敬畏而顺服，就像是上古时代的人民一样。走到大小城镇的衙门官府，官员们都很严肃的样子，无不谦恭节俭、敦厚谨慎、忠诚守信而不粗疏草率，就像是上古时代的官吏一样。进入国都观察秦国士大夫，离开自己的家门就进入朝廷的衙门，走出朝廷的衙门就回到自己的家门，丝毫没有自己的私事。明智通达廉洁奉公，绝不结d营私，就像是上古时代的士大夫一样。观察秦国的朝廷，所有的事情都被处理完毕，安闲得好像无所治理一样，这就是上古时代的朝廷啊。因此秦国四代以来国家强盛，并非侥幸，而是必然的结果。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所以说，国家政治安闲而又治理，简约而又周详，不烦乱而能有功绩，这是政治治理的最高境界。秦国已经很接近这一境界了。但即便如此，也仍有值得担忧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秦国没有儒者的缘故吧。要知道，治道纯粹就能王于天下，治道驳杂就能称霸诸侯，两样都没有国家就会灭亡了。这恰恰是秦国所欠缺的东西。”
42、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儒家的礼治原则，同时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发展经济和礼治法治相结合。
43、在儒家的思想史上，荀子占据着重要地位。一方面，荀子本人的学术思想影响深远。他弟子众多，其中韩非子和李斯都天下闻名。西汉的思想家陆贾、贾谊、董仲舒等人都深受荀子的影响。荀子的弟子鲍丘子传儒学于申公，申公弟子众多，有一千多人，其中不少都在汉朝做了大官。鲍丘子还有一个弟子是西汉皇室成员楚元王刘交，刘交的后人中刘向、刘歆都是著名的学问家。荀子的学术思想不论是在西汉皇室，还是官僚阶层和民间都有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荀子对儒家五经的传承有着关键的作用。《诗经》中的毛诗、鲁诗、韩诗三派都是出自荀子。《春秋》中的《左传》和《谷梁传》也是出自荀子。大小戴编辑的《礼记》中有很多篇幅和《荀子》这本书是一致的。由此可见，荀子学派对五经的传承至关重要。
44、荀子治道的最高理想是海内之众像一个人一样地供人君随意支使，这自然是化多为一的典范，是专制集权的极致。他在《儒效》、《王制》、《议兵》篇屡屡强调“四海之内若一家”，其实是要消解封建制下宗族与家庭的基础地位，使之成为中央集权国家的单元。他又屡屡强调“亿万之众而抟若一人(《儒效》)”；“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不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可能“将死鼓，御死辔，百吏死职，士大夫死行列”(《议兵》)。孔孟重视的个体人格价值和人道尊严已经为利维坦的强大意志所吞噬。阿伦特指出：“极权统治努力组织无限多元和无限区别的人，似乎将全人类之看作是一个人，只有每一个个人的各种反映可以降低到一种绝对不变的一致，使得每一组反应随意互换，才能使极权统治成为可能。”(阿伦特，第548页)这种现代极权政治中才有的图景，竟然由两千多年前的荀子如此清晰地勾画出来，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
45、紧急通知！2021公务员笔试延期举行！(附今日国考报名数据)
46、其荀子首先提出了“人性恶”理论，并对孟子的“人性善”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批驳，可谓振聋发聩。这一理论，非但是战国法家立法改制的根基理论，也是后世乃至当代立法思想的根基理论。
47、(本文发表于《哲学研究》2016年第6期，本公号经作者授权发布。)
48、盖“性恶”、“制天”之说，众莫能自拔于北方之习，囿于戎狄之化，不能契合于仲尼孟轲。自子夏居西河，荀卿起于赵，东方儒者之学得被于北方，而有北方之儒，此儒之异派也，不足以言邹、鲁之旨，未契于仁义之微。(蒙文通，第22页)
49、书册已完成，喜欢的朋友看这里--汉文字源起与演变
50、《战国策》与刘向《孙卿新书叙录》，也有片段的荀子记载，也很简单。
51、之所以说人之性“恶”，是因为饥欲饱、寒欲暖、耳好声、目好色等都是人生儿具有的天然之性，但是如果不对这种天然之性加以人为的节制和引导，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会发生争夺、暴乱和相互残害。所以说要想达到儒家追求的至善，就要人为地用礼义法度来制约人之恶性。
52、在《富国》篇中，荀子还说：“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这里，荀子提出人类社会种种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人们所爱和所恨的都是同样的东西。举例来说，如果有一个人喜欢征服别人，而另一个人则喜欢被征服，这两人和睦共处便不成问题。再假如人们所喜爱的东西十分丰富，如同空气那么多，那也就不成问题。或者，人们在生活中隔得很远，互不相干，彼此之间的问题也会简单得多。但是，世间不是那样理想的地方，人们必须住在一起，又无法避免竞争，于是对每个人的欲望都不能不加以节制。“礼”的作用就是规定应有的节制。凡建立起“礼”的地方，就形成“道德”；按“礼”而行的人就是有道德的人，违反“礼”的人就是没有道德的人。
53、在这类思想家中，以荀子的独立自由品格最为杰出。
54、荀子的相关史料太少。《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只给了荀子两百余字的篇幅，实在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对于荀子的人生坎坷，我们只能凭借史料留下的阶段框架与结局，去合理推断其中蕴含的风浪坎坷。综合史料，荀子给我们留下了如此一串坚实的足迹：
55、按孟子的看法，人生来就有仁、义、礼、智“四善端”，人只要充分发展这四善端，就可以成圣。而荀子的看法是：人生来不仅没有善端，倒相反，生来就有恶端。在《性恶》篇中，荀子试图证明，人生来就有贪图利益和感官享受的欲望；但是人又生来就有智性，使人可以成善。在《性恶》篇中，荀子说：“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因为人的本性是善的；荀子认为涂人皆可以为大禹，是因为人有智性。
56、司马迁的《史记》，将荀子与孟子并列作传，却仅仅只有两百余字的篇幅。长于而且喜好引用当事人言论与著作的司马迁，经常能将一个寻常人物的说辞，记录下长长一篇。其典型如赵良说商鞅，如全文引用贾谊的《过秦论》等。但是，司马迁却对荀子的惊人思想，没有罗列一句，对其“数万言”著作，也没有列举任何篇目。从总体上说，《史记》对荀子的态度，淡漠中包含着批评。虽然，司马迁对孟子的事迹也记载得同样简单，态度却大不一样。写孟子，司马迁开首便是一段“太史公曰”，写下了自己对孟子“罕言利”的感叹。
57、在荀子的门生中，最著名的是李斯和韩非子两人，他们两人在中国历史上都有巨大的影响。李斯后来成为秦朝始皇帝手下的宰相。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以武力统一了中国。李斯辅佐秦始皇，不仅在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企图在政治思想上也实行统一。这项方针的具体贯彻最后导致了公元前213年的焚书坑儒。荀子的另一个著名学生韩非子，是法家的领袖，他的理论为秦始皇在政治和思想上统一中国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下一章就介绍这一学派的思想。
58、荀子的思想不仅对于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整个中华民族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也有着深远意义，在当代社会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作用。
59、秦人，其生民也陿阨，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埶，隐之以阨，忸之以庆赏，䲡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斗无由也。阨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议兵》)